LOVE and SING

下著滂沱大雨的午後，我獨自在台北光點的小電影院中，觀看漢娜鄂蘭的記錄片─思想的行動。

觀眾不多，幾乎都是獨自前來。兩小時的記錄片濃縮了龐大的資訊，我得非常專注才能跟上節奏。

猶太裔哲學家漢娜鄂蘭，在二戰結束後所提出「邪惡的平庸」(Banafity of evil)這個論述，讓她揚名於世。她的看法並不為當時大部份人所接受，甚至飽受抨擊。一個世紀後，我們再度思想這個論述，發現漢娜鄂蘭的先見，即使拿到今日，依然帶來掙扎與省思。

「邪惡的平庸」不是個容易解釋的概念。什麼是邪惡？平庸是一種邪惡嗎？邪惡來自於平庸嗎？平庸的人為什麼會成為邪惡的一份子？亦或，是你我身邊那些平庸的人，造就了邪惡？

紀錄片裡有許多20世紀初的珍貴歷史影像。我看著漢娜鄂蘭本人的訪談錄影，再看到集中營的慘狀、群眾崇拜希特勒的瘋狂、受害者的死亡、迫害者戲謔的臉龐、冷血行刑的畫面......這些真實的黑白影像，無聲卻震撼。無法思考的人類，如同畜類，被命運趕到這頭，趕到那頭，最終埋入黃土，亦不再發聲。

促成漢娜鄂蘭發展出「邪惡的平庸」論述的事件，是納粹戰犯艾希曼在1961年於耶路撒冷的世紀大審。漢娜鄂蘭自薦擔任採訪，要求為這場大審撰寫新聞稿。

漢娜鄂蘭後來更深入研究艾希曼的自白，她感到艾希曼此人，其實與小丑無異。他只是一個身在納粹邪惡機器中，沒有思考能力的小人物、官僚、辦公桌劊子手。

在漢娜鄂蘭眼中，一個無法替他人設想的人，就是所謂平庸的人。艾希曼的邪惡，正是源自他的平庸，他毫不思考的接受法西斯主義與種族主義，讓自己成為納粹大屠殺罪行的一份子。

檢視這些平庸者的思想，讓漢娜鄂蘭「超然」的提出「邪惡的平庸」觀點，卻招致「意圖為納粹罪犯平反」的批評。對納粹暴行感到憤怒的人們，將艾希曼認定為陰險兇狠的殺人魔，但艾希曼為自己辯解：「我從未下令殺人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我不是那個被打造出來的禽獸，我是謬誤的犧牲品。」

漢娜鄂蘭同意艾希曼的自白，她說：「艾希曼的罪行都是來自對上級的服從，而服從應該被譽為一種美德，他的美德被納粹領導人濫用，真正應該受罰的，是納粹領導者。」漢娜鄂蘭說：「艾希曼很勤奮，也不愚蠢，但他缺乏思考能力，這使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的罪犯。」

漢娜鄂蘭的「超然」在於，當她為艾希曼貼上犯罪標籤之前，她先看見艾希曼在極權主義中的複雜處境，再指出他的盲點─絕對服從希特勒，奉命執行大屠殺任務。漢娜鄂蘭相信艾希曼本身並不仇視猶太人，也沒有殺人意圖，但是在政治上，服從就是支持，因此艾希曼必須負起責任，這是他該被處死的唯一理由。

猶太裔的漢娜鄂蘭，在德國成長，二戰後流亡到美國，歸化為美國公民。她在美國的環境看到多元共處的現象，也看到一個嘗試包容多樣性的社會樣貌。漢娜鄂蘭重視多元意見，她認為，社會中的個體都應該具備批判思考的能力，避免接受單一、抽象的意識型態，才不會落入極權主義的陷阱，讓有心的當權者操控利用。

在極權主義中，人民一旦不思考，就會落入盲從，成為國家作惡的共犯。在民主主義中，公民一旦不思考，不實質參與攸關本身權益的社會政策，就會帶來集體沉淪，甚至集體罪惡。

一步一步理解漢娜鄂蘭的論述，我逐漸察覺，在人類思想中，其實極少有篤定做惡的傾向。惡行不一定來自於惡念，惡行經常是盲從與缺乏思考所帶來的後果。

「盲從」與「不思考」──深刻反映出人性的軟弱。在能夠快速取得大量資訊的現代，人們其實更容易運用「思考」這個工具，來歸納、演繹、辯證各種現象，提出看法與決策。思考不只是內省，也包括站在他人的立場思考，站在集體的角度思考。

以目前台灣社會關注的「多元成家」和「廢死」這兩個議題來說，就有極大的探討空間，刺激人們操練思考能力。可惜的是，仍有不少人寧願放棄思考，甚至責怪政府、學者、宗教團體，為何無法提出一套標準答案，供人依循。

回到這部紀錄片的內容，顯然也沒有給觀眾任何標準答案，我後來查了資料，才知道此記錄片的導演Ada Ushpiz本身也是猶太人，他認為漢娜鄂蘭受到太多誤解，所以他如實呈現漢娜本人的訪談、引用她的著作，佐以史料，盡量傳遞她的思想，然後，交由觀眾去淬鍊自己的思考。

其實，「邪惡的平庸」不一定出現在龐大沉重的議題中，你我省察自身生活，亦可發現較小的「邪惡的平庸」，例如：不經思考的習慣──傷害身體健康、不經思考的發言──造成人身攻擊、不經思考的消費──帶來環境破壞......人們總是以為，不思考只是無心，而無心之過並非惡意，應該被赦免。事實上，大部分的過犯，就是來自無心，而無心，是可以避免的。

身而為人，思考是天賦的權力。做為民主社會的一份子，思考是不可旁貸的責任。漢娜鄂蘭說，思考能讓人停下來，防止我們做出邪惡的行為，更積極而言，思考是一種「對世界的關懷」。

感謝漢娜鄂蘭帶給後人的啟發。她的偉大不在於她提出多少論述，而在於她為我們，樹立了一個「獨立思考」的榜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