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OVE and SING

數年前第一次閱讀遠藤周作的【沉默】後，我沒有立即找出作者的其他作品。一方面是需要消化【沉默】中沉重的議題，一方面也是對於遠藤周作其人仍有不小的距離感。

近來終於下定決心，看完了與【沉默】有相同時代背景的【武士】，而後也欲罷不能的讀完了【深河】。按著成書順序看完遠藤周作這三本重要作品，我對於作者其人的信仰思想有了較清楚的認識。

【沉默】與【武士】兩部書，以歷史上天主教與日本碰撞最慘烈的時期為背景，那是16-17世紀，豐臣秀吉至德川家康的統治時期。雖然德川家康曾一度因為政治經濟考量，停止迫害天主教，但在他死後，全面的禁教與迫害便如火燃起，一發不可收拾。

【沉默】中的修士洛特里哥抵達日本時，正值這段時期。當地的天主教神父和信徒被逮捕入獄，受盡凌辱，神父被逼迫踐踏聖像，否則幕府就要處死信徒，他們在死亡的威脅與恐懼之中，有的棄教，有的殉教......世界一樣運轉，神沒有派下天使天軍阻止這些苦難發生。「神沉默了嗎？」這亙古以來的大哉問！但是【沉默】告訴我們：主從不沉默，而是一起受苦。

【武士】中的神父貝拉斯可，千里迢迢帶著日本使者前往西班牙，他們在主教會議中，幾乎要爭取到期待的承諾時，卻從澳門來了一封緊急信件，通知日本已決議與墨西哥斷絕貿易往來、全面禁教的消息，讓這群出使西班牙的武士們，四年的旅程與任務全部化為烏有。回到日本後，武士與神父貝拉斯可，皆遭到官方無情的處決。

遠藤周作在【武士】中，曾藉著神父貝拉斯可的對頭威連提神父的口，說出這樣一段見解：「因為日本人本質上，對於超越人的絕對性、超越自然的存在，以及我們稱為超自然的東西，並無感覺......要告訴他們這世界的無常並不容易，因為原本他們就有這種感覺。然而，可怕的是日本人有享受這世界無常的能力......他們討厭區分人與神的明確境界，他們的感性經常停留在自然的次元，絕不再提升。在自然的次元中，那種感性微妙、精緻得令人吃驚。但是，那是在別的次元無法把握的感性。因此，日本人無法了解與人不同次元的我們的神。」

遠藤周作擅於書寫日民族的思想與信仰掙扎，他是日本人，又是天主教徒，潛藏在他民族性裡的泛神論直覺，一直挑戰著他的天主教信仰。他在許多作品裡都清楚表達自己的苦惱，卻又試圖表白對獨一真神的確信。

有人說，【深河】是遠藤周作在思想上集大成之作；的確，相較於【沉默】與【武士】當中充斥滿溢的疑問，【深河】帶出了更多肯定的信仰論述。【深河】的結構與張力並沒有【沉默】與【武士】來得緊湊強烈，但有一股溫暖的力量流貫其間，我相信若是由【深河】進入遠藤周作作品的讀者，必然會感受到遠藤周作對於上帝的認識，已經超出宗教藩籬，甚至呈現出一個「普世真神」的模糊樣貌。

遠藤周作的信仰觀，在【深河】中明顯出現了變異，畢竟是文學家而非神學家，他心中那份對人性的執著與凝視，使他願意拋開天主教核心的「獨一神觀」，轉而擁抱「人本主義」。【深河】中，他藉著男主角大津神父的口說了這段話：「『那麼，對你而言，神是什麼？』在修道院中的長輩問我，我說『我認為神並不是如你們認為的，是人以外讓人瞻仰的東西，而是在人之中，而且包容人、包容樹，也包容花草的大生命。』」

大津神父在印度恆河邊服事著那些快要斷氣的朝聖者，把他們背到他們心目中的神祇面前；他在心中向耶穌祈禱：「祢背著十字架登上死亡之丘，我現在模仿祢。」遠藤周作認為神是愛，祂以不同的面貌隱藏在各種宗教裡。遠藤周作也用印度教的「轉生」重新詮釋「復活」，他藉大津之口說：「之後，洋蔥(書中『耶穌』的替代語詞) 死了，但是轉生到弟子之中，也活在我心中。」

我認為，遠藤周作其作品的重要性，不在於它們曾受眾多文學獎肯定，乃在於遠藤周作書寫出日本文學中少見的「罪惡意識」與「救贖渴望」；他的作品不該被窄化為福音小說，因為其中蘊含太深刻的民族自省與人文關懷。遠藤周作有自己獨特的宗教觀，讀者或許認同，或許搖頭，但都不影響他「日本天主教文學奠基者」的領導地位。

我很喜歡【深河】中大津神父說的：「神就像魔術師，什麼都能應用。連我們的脆弱、罪過也不例外。魔術師把難看的麻雀放入箱中，打開蓋子，麻雀就變成純白的鴿子飛出來......我想善裡頭隱藏著惡，惡之中也有善的存在，因此，神才能變魔術，甚至於應用我的罪，導向救贖。」

遠藤周作認為對神絕望才是真正的罪，此外，任何罪中都隱含再生的可能，都可蒙獲救贖。閱讀遠藤周作，讓我再次檢視自己的信仰，拋去無助的自義與自卑，完全倚靠上主的大能。我深信，在神無盡的恩典之中，縱使軟弱如我，也必能振翅高飛。